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2012－2013社会心态蓝皮书》，蓝皮书里对过去一年来中国社会民众的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安全感，社会公平感，社会支持，尊重和认同，社会信任和社会情绪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总体基调是正向为主，但也存在了一些不容乐观的现象。
中国社会要健康发展，要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社会心态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信任是组成社会心态的关键一环。然而，不容乐观的是：此次社会信任评分已达警戒线，首次跌破60分，社会总体信任程度得分平均为59.7分，进入了不信任水平。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最高，对商业行业信任程度最低。从城市分布看，中西部城市的社会信任高于东部城市。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为什么发达的东部城市反而产生了信任危机？
信任，是人生活在社会中进行交流、勾通、奋斗的必要条件，也是构成爱和和谐环境的必要因素。爱因斯坦说过：“人类一切和平合作的基础首先是相互信任，其次才是警察和法庭一类的机构。”可见信任的重要度。在一个社会中，事业和发展都要靠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才能实现。回想2003年，中国大地非典猖獗时，人民群众和政府万众一心，全力拚搏赢得了战胜非典的胜利，这里面，有着人民对政府的高度信任，对医护人员的高度信任和钦佩。而政府的公信力是缘于一大批像钟南山这样的学者和医护人员以献出生命的奋不顾身，对患者无微不至的精心照料建立起来的。所以，当政府决定建立非典隔离区时，那么多的普通民众无怨无悔地响应，自觉地把自己封闭在斗室中而不去社会滋事。
也是非典时期，我们有的公务员行为就值得推敲了。那是03年的九月，因担心我的公公婆婆两老在宁波无人照料，我请假回了趟爱人的老家，把二老接回我和爱人工作的城市。一路上，浙江方面对离浙人员做到了精心检查，暖心问候。在杭州转车时，怕我们到目的地时间尚早，给我们每人发了抗非典的药物，还开具了离开浙江的健康证明，让我倍受感动。然而，当我一路风尘带着二老迈入家门的一刻，却发生了让我此生都忘不了的不愉快。放下行李，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听见敲门声，开开门，三个素不相识的人毫无礼藐地跨了进来，如临大敌般地喝问：“喂，是不是刚从上海方向回来？！”我忙答：“刚从杭州到家。”随即呈上杭州方面开具的健康证明，不知是不是怕病毒的原因，没人接，也没人看，只听他们凶巴巴地嚷：“赶快！赶快！去指定医院隔离检查，否则依法办事！”我一下子就被激怒了，冲着他们大喊了一句：“给我出去！”年近80的公公拉住了我，陪着笑脸说：“我们洗洗脸就会去的。”我叫到：“杭州上车前给我们做了体检，还开了预防药叫我们吃，给你们看（证明）也不看，再这样，我还要依法告你们！”不知是不是自知理亏，其中一位年纪稍大些的说：“好，好，你们潄洗一下再去也行。”就灰溜溜地走了。试想一下，如果在抗非典的斗争中，都像这样一些公务员办事，民众会信任配合吗！马. 亨利说得好：“公众的信任不能随便托付给人，除非这个人首先证实自己能胜任而且适合从事这项工作。”
兰考的一场大火，让这个贫困的县再度出了名，也把袁厉害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妇女推到了风口浪尖上。面对失去七个孩子生命的痛苦，面对劈头盖脸的质问，面对基层一级政府有着推卸责任之谦的新闻发布会上的措辟，这位被她收养的有着不同病残弃儿唤着“胖妈妈”的善良女人病倒了，她是倒在了人们对她不信任的痛苦中，她想不明白，为什么连亲身父母都不给留活路的弃婴，她好心地收养了，却要承担如此巨大的社会责任？是因为她的“命若垃圾”的收养环境？还是因为她穷？如果二十五年的情感付出都不是爱的话，那么，条件好的爱心又在那儿呢？！
让我们听听已经长大懂事的弃婴的话吧。记者柴静问：“有的人替你们觉得委屈，那现在你心里怎么想？”袁松：“我不委屈啊，小时候吃饭穿衣服都有，有啥委屈？这委屈啥，并不是说谁都能当太子的，是不是？”柴静：“你觉得她给你最重要的东西是啥？”袁松：“她叫我有个妈，就这样，其它都不重要。”已被安置在开封福利院的袁袁，面对吃得好、住得暖的环境，依然抹着眼泪和记者说：“想妈了。”可见，这些弃儿多么信任“胖妈妈”，是胖妈妈让他们有了一个家，给了他们人间的爱，就像歌中唱得那样：“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这证实了唯吾尔族的那句格言：你身上最可贵的宝石，是群众对你的信任。
坐公交在我生活中也是常事，从来在公交上都是我给人让座。前两天，天下雨，我好不容易挤上了公交，谁知司机开车起步急了点，让我一个踉跄差点摔一跤，一个五岁左右的小男孩拉了我一把，我刚想谢谢，男孩看着我两鬓白发（正巧我没染发），一把拽起妈妈说：“妈妈，让奶奶坐。”年轻的母亲不好意思地望着我说：“哈，我都不如孩子，您坐。”那一刻，我真的好感动，感动这位孩子受到的良好教育，让他相信助人是美德，也感动这位母亲，能够坦诚自己的行为，让孩子在现实对比中获得称赞。
再看看让民众失去信任的商业行为，什么问题鱼翅、地沟油、毒牛奶、超标兽药、过期食品……，这些与民众生活最贴近的生活物质，也最易激发起民众的不满。而这些祸害民生的行为往往大多数起源于发达的东部城市，这种把钱看得高于一切，让道德和良心尽失的产业链是不是和我们某些监管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什么会禁而不止？中央那么多好的举措为什么到了基层会面目全非？我们的公务员是为钱还是为民？是要做好百姓关心的事，还是阿谀奉承，只顾项上乌纱位上利益？这真的是树立社会公信力的分水岭。
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王俊秀在提高社会信任度时建议：“其一，消除公共权力执行者权力的滥用，提高公共权力的诚信度；其二，鼓励民众的公共参与和社会监督，让权力在监督下运行，通过信任民众获得民众信任；其三，打击背信、失信的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健全相关法律，确立政府公信力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中立、公正地位，形成信任良性运行机制。”
信任是开启心扉的钥匙，社会的信任度越大，民生的满意度就越高，人就生活在充满爱的环境中，建设的热情就会排山倒海，和谐的气象就会日新月异，也用不着煞费苦心地询问和统计“你幸福吗？”因为幸福指数不是统计出来的，而是挂在人们的脸上，感知在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