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记忆深处，外公就是那位脚穿自制草鞋，整日沉默寡言佝偻着腰只知埋头干活，一生勤俭的老头。小时候听妈妈说，外公解放前曾是我们老家一带最大的地主。家有水田近百亩，光雇佣的长短工就有几十人。据说，外公的祖辈也是地主，曾酷好，结果把家产和田地都输光了。年轻时外公从此便成了一名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贫雇农。他是靠替地主家做长工，一步一步如燕子衔泥一般才拥有大片属于自己土地的。

外公天性勤俭，做事责任心强，且从小就练就了一身干农活的“硬功夫”，什么扶犁掌耙抛粮下种等农活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外公一开始在地主家做工，他的工价等级就被定得最高。过去没有土地的贫雇农在地主家中干活，往往分为长短工两种，短工以天计酬，长工则每年结算一次，相当于现在的“年薪”。村里的老人们说，地主家在给外公定完等级之后，许多邻居，包括地主自己家里人都不以为然，认为给他定高了。于是地主出了一点子，请大伙当场给予验证。

一日中午，地主在长短工们收工前，故意在必经之路的禾堂中放置了一壶倒在地上往外渗漏的香油。长短工们下班回来的路上，依次是报酬最少的工人走在前面，当他们经过油壶的边上，连看都没看一眼便径直走到饭堂里去了；年薪处在中间的，只是少许在油壶边停顿了一下，看看周围没人也加快了向前走的步伐；只有外公看到倒将未倒的油壶时竟没半点迟疑，扶起油壶，还不忘找到丢弃在一旁的壶盖，将油壶细心拧紧送到地主家的库房里放好。见此情景，众人无不佩服地主的眼力。

妈妈后来回忆说，外公虽然做长工时报酬最高，生活却极度节俭，有时家里连油都舍不得吃，油壶里常常备着一根鸡毛，炒菜时只用鸡毛在油壶内掸一下，再往烧红的铁锅中涮一圈，就算下油了。这样日积月累，外公从买下别人的几亩边角水田开始，久而久之，他就成了地主。

在外公外婆众多儿女中，大多秉承了父辈勤俭持家的家风，唯有二舅是个例外。他从小顽皮叛逆，年轻时嫖赌逍遥无所不能。在临解放的前两年内，二舅这个败家子硬是将外公家中的近百亩良田赌输得一干二净。外公一家又回到了从前，由地主又变成了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贫雇农。谁知，一年多后新中国就宣告成立了。解放后划分成分那阵，外公一家被定为中农。冥冥之中，坏事竟变成了好事。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年迈的外公就遇上了国家进行“四清”“五风”等接二连三的各种政治运动和“勒紧裤带支援前线”“三年困难”等非常时期。那时候外公一家和绝大多数的村民一样，每天只有定量极少的粮食，其余就靠挖野菜、撸树叶、吃观音土度日。大伙因满肚的野菜树根，还有难咽的糠麸谷壳，上厕所的时候就拉不出大便，每次只好用一个特制的铁钩去钩。人们从厕所出来，肛肠一带常常被钩得鲜血淋淋。

困难时期的春天，生产队总会派些强壮劳力到洞庭湖中的湖洲上打些湖草回来放在稻田里沤肥。因刈湖草既是体力活又是技术活，凡派出干活的人粮食的定量要高出村民的一倍。外公虽年老体弱，但因刈草和驾船的技术一流，队里的年轻劳动力外出的时候总爱找外公“合伙”。外公也乐得参与。外公的真实想法就是图外出不但能吃上两顿稍许能填饱肚子的干饭，更主要的是还可以从自己的嘴里节省些粮食回家。外出务工人员本身劳动强度大，油水少，饭量也大，根本就节余不出什么粮食。外公却自有办法：每天傍晚做饭时，外公总是有意将饭烧成“夹生饭”，回到家后，他再拿出筷子伸进嘴里顶住喉咙，吐出还没完全消化的米粒，用洗脸的木盆接住，再放回锅里熬成稀粥，分给饥肠辘辘嗷嗷待哺的儿女们。时间稍久，外公只要看到小孩拿着筷子走到面前，他竟能条件反射地吐出吞下的米粒及食物。后来，生活渐渐好了，外公还是不能看见筷子，一看到就想吐。

至今我还十分清晰地记得那时候的外公唠叨得最多的一句话。老人家说，人的一生最真实的三件事是：爹疼崽，肚子饿，身上冷。

从没少吃外公从肚里吐出食物的二舅，解放后常常以“流氓无产者”自居自傲，仍没改掉游手好闲、偷鸡摸狗的毛病。不仅如此，二舅还经常受村干部的指使，积极参与和组织村里“割资本主义尾巴”、“批斗地富反坏右分子”、“破四旧”等政治活动，常常把村里搞得鸡犬不宁、怨声载道。这时候的外公，总会站在一边，骂二舅“造孽”、冇得天良，要遭“报应”。二舅依旧乐此不疲，我行我素。二舅因为表现突出，“革命”最为彻底的缘故，不久他就当上了村里的民兵营长。

可能是二舅“掌权”，抑或是外公勤劳朴素、人缘极好的原因，我上小学时，外公还作为贫下中农的代表，极度不情愿地被请到学校给我们上过一堂“忆苦思甜教育”课。坐在台上的外公，讲着讲着，就会情不自禁地讲到解放后困难时期的饥饿和惨状。不管台下的二舅怎样故意大声咳嗽和暗示，外公不小心又会扯到解放后……二舅无奈，只好红着脖子将还没讲完课的外公从台上请了下来。

改革开放后不久的一天中午，八十多岁的外公坐在竹椅上打瞌睡，再也没有醒来。邻居们都说，勤劳慈善一生的外公无疾而终，是好人好报，值得庆贺。

此时的二舅眼见村里许多邻居都在想方设法赚钱，积累财富，加盖水泥楼房，他却不为所动，见人总说：“再来一次运动，我就是贫农，你们都是地主，是‘资本主义尾巴’，看我将来怎样收拾和批斗你们！”二舅的话总是引来邻居们的一阵嬉笑，都骂他是个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