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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婆向氏，她的身世至今还是一个谜。在她很小的时候被人贩拐卖到本地，后来嫁给外公，养育了五个儿女。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外公撒手尘寰，外婆从此未嫁，拖着瘦弱身体，支撑着这个破碎的家。白天和生产队社员一道下地种田挣工分，收工后到远离山寨几十里外的大山里，挖葛根、采野果。深夜挑灯走线，缝补衣衫。含辛茹苦把母亲几个兄妹拉扯长大成人。

在那被激情燃烧和扭曲的年代，到处都是红旗招展，高奏凯歌，赶苏超美，大放“卫星”，浮夸风盛行一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对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你亩产敢上报八千斤，我亩产就敢报一万斤。领导来人检查，就把几丘田的谷穗移到一丘田里。生产队的粮仓里用稻草填满，上面铺上一层薄薄的谷子，以此证明大家战天斗地、人定胜天取得的丰硕成果。最后，村里没口粮，开始闹饥荒，为了生存，山上的蛤蟆、蝗虫被捉光，寨子附近能吃的树皮被剥光，有的人饿得实在受不了，就抓起祠堂里的“观音土”大把大把往嘴里咽。当时，寨子里二百多口人家，饿死、病死的过半，此事轰动全县，以致后来县志有此记载。就连当时任支书的外公和我那未曾谋面的二舅也未幸免于难。

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生活渐渐好转，母亲和三舅先后走出寨门，参加了工作，外婆的脸上渐渐绽放出笑容。但是家里经济依然十分拮据，生活捉襟见肘，生产队里分配的口粮总是青黄不接，好在有母亲和三舅在外工作，接济少许钱粮，这才勉强维持家里的生活。在当时，像外婆这样的家庭，寨子里人们是不敢奢望的，这也是外婆的自豪和骄傲。

父母当时在一个国营林场工作。我自小在外婆家长大，四岁那年，寨子里办起了学堂。几个石墩，铺上几块木板，架放在外婆家的堂屋里，我便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而然成为学堂里的第一批学生。外婆时常教育我，要我好好读书，今后走出寨子，好到外面去谋生讨吃。在外婆的监管下，我总不负重望，成绩与年龄大我五六岁的同学相比，我可算是“高材生”了，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外婆面带笑容，拿出钥匙，打开她那神秘的木箱里，掏出一枚鸡蛋，在煮沸的猪食锅里将鸡蛋煮熟，犒赏于我。每当此时，我会剥下一小块蛋清要外婆品尝，外婆总是推托说鸡蛋不好吃，转而塞进我的嘴里，馋得同寨的小朋友，一双呆滞的目光，目不转睛的盯着我手中的蛋，涎水三尺。后来，寨子里长辈和小朋友给我一个外号叫“蛋客”。

在“灭资兴无”的时期，外婆养了三只母鸡，也只能养三只，超标是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这是我读书的源泉和动力，更是外婆家生活的主要来源。清早，外婆上工前，放鸡出笼总要将手指插入鸡屁股里，触摸检查母鸡肚里是否有蛋，以防母鸡生“野蛋”或被人顺手牵羊。要是收工后看到鸡窝的鸡蛋不翼而飞，外婆也会像其她农妇一样站在自家的屋檐下高声地骂上一两个小时的寨。

因为我是长孙，外婆对很疼爱，但对我的管教极严，以致小的时候对外婆有几分惧怕。有一年插秧季节，金灿灿的枇杷挂满了山寨的田间地角，让人十分垂涎。寨子里大点的孩子邀我一起去别人自留地偷摘枇杷，被人发现追赶，我从树上摔了下来，一跛三瘸跑回外婆家，别人骂上门来，可是几个孩子形成行“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指证”我是偷摘枇杷之人，气得外婆扒开我的裤子，拿起猪食板在我的屁股上狠狠揍了一顿，痛得我几天不能走路。

外婆一生勤劳，好强，耐不住清闲，总是手不停脚不住地把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并且把我们孙字辈十余人一一带大，现在，天南地北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就连我的女儿雯子也得益于她老人家照看。只不过小女野性，刚刚蹒跚学步，头重脚轻满街乱跑，稍不留神就不见踪影，吓得外婆摇头摆手，再也不敢带这孩子。

从乡下进入县城后，生活好了，人也轻松了，可是外婆经常暗然叹息，独自流泪，事后得知是想找失散的亲人。外婆大约几岁的时候被拐卖到本地，长大成人后嫁给外公，此后一直未提及此事。风风雨雨近七十多年，现在儿孙满堂，一下子静了下来，想起往事，思念孩时的亲人，有了落叶归根念头。外婆只记得自己小时是居住在泸溪浦市一带，可是春去秋来几十载，要找亲人谈何容易，父辈们到是前前后后跑了几趟，没有一点结果，也就不了了之。有时望着外婆痴呆沮丧的神情，我内心禁不住阵阵酸楚。

在一个静夜，外婆安祥而去，永远地离开我们，临别前，脸上流露出了几分对远方亲人的眷恋。入葬时，正值我在中青班学习考试，我竞鬼使神差般地没有请假，没向外婆作最后一次道别，这也是我多年来，内心深处一直不安和愧疚的原因所在。

外婆离开我们20多年了，带着她身世谜团，离开这个世界。我想有青山绿水相伴，有我们的思念，外婆她一定不会孤寂。捧一把泥土，垒在外婆坟上，烧一柱香，置于外婆坟前，外婆您安息吧，您对晚辈的疼爱，您对晚辈的关怀，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