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外婆的头上，无论春夏秋冬总是罩着一方家织布、染成靛蓝色、边上扎染了几朵牵牛花的手帕。她天足，高挑的个子，走起路来，手帕扑闪扑闪，牵牛花忽闪忽闪。

外婆的家境，比我们家要殷实一些，这就是我经常到她家去的原因。无论我是坐大人的自行车去，还是走八里路一个人到她家，刚一进门，外婆必定一把把我揽在怀里，抚摸着我的脸蛋唏嘘不已说：“看把娃娃饿得，小脸儿都贴着骨头了。”然后，松开我，大步大脚地奔灶房给我拿馍馍去了。

我不仅常常去，而且去了常常就不想回来。舅舅舅妈总拿我打趣问：“黑儿（我的小名），啥时候回你家呀？”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很为难，因为我确实不知道该啥时候回家。看出了我的难堪，外婆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对我说：“再有人问你啥时候回去，你就说明儿。”

第二天，我问外婆，是不是今儿就该回家了？外婆高高的个子努力地弯下腰来对我说：“还是明儿，到了明儿还是明儿。”

我的小舅舅，年龄和我一边大，生日早了十个月，论个头高我一大截子。我们俩站在一起，知道内情的人就会感叹说：“这俩孩子，一个疯长，一个不长。”外婆听见这话，就会白那人一眼说：“差着快一岁哩，能一样高吗？你真是不会说话。”

话是这样说，夜里我和小舅舅并排躺在炕上，外婆免不了看着我的短腿叹气。半夜睡得迷迷糊糊，觉得有人拽我的脚，睁眼一看，外婆在另一头双手抓着我的双脚生拉猛拽，嘴里还念叨着：“长长长，长长长。”

外婆自己并不识字，可是，常常要我和小舅舅背书给她听。她是听不出来对错的，只是从流利程度上判断出来我的学习成绩要好一些。我背完了一段书，看着小舅舅还在努力地张嘴。外婆并没有责怪小舅舅，摸摸我的头笑眯眯地说：“打粮食的庄稼不长杆儿。”感叹完了，还不免附加一句：“要是粮食够吃就好了。”

有一年放暑假，我照例一头扎进外婆家不肯回来。正好赶上县里剧团在公社唱戏。外婆给我和小舅舅每人两毛钱，让我们夜里一同去看戏。我们俩步行五里地到了戏园子跟前，舅舅爽快地买了票，我手里紧紧捏着那两毛钱实在是舍不得花出去。这可是我长这么大，拥有的最大一笔财富啊。我没有橡皮头铅笔，没有白纸的作业本，没有透明塑料的尺子,这两毛钱可以买不少文具。

看我磨磨蹭蹭不买票，舅舅生气了，自己买了票进去看戏，我一个人在戏园子外面转悠，耳边听得戏园子里锣鼓敲得正欢，胡琴声音悠扬。

舅舅看了一会儿戏，就出来了，一边埋怨着我一边往回走。半路上，我央求舅舅，回去就给外婆说我们一起看戏了，戏不好看中途就回来了。舅舅答应了，不过他又忧郁地问我：“可是，她要是问你看的啥戏？都有些啥戏词，你咋办？”随即，舅舅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今黑了的戏，名字叫做“杜鹃山”，就是一帮人打来打去。

回到家里，外婆果然迎头就问我们今黑了唱的啥戏？因为胸有成竹，所以，我抢先回答：“兔钻山，一帮人在打仗，打来打去地不好看。”

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躺着，枕头旁边放着一条新的短裤。我被吓了一跳，赶紧坐起来四处寻找我那宝贵的两毛钱。外婆进来了，手里拿着那两毛钱对我说：“好娃哩，你也黑了没有看戏，你哄我哩。这两毛钱在你的短裤兜兜里放得好好地。差一点就被我洗湿了。给你，拿着。”

我当兵走的那一年，穿着簇新的军装向外婆辞行。外婆欢欣地抚摸着我的衣服，不住地叮嘱我说：“到了部队上，就不缺吃的了，你要多吃饭，多吃肉，多吃菜，你年龄小，生月小，还能长个子哩。你可记住了。”说着，外婆从头上把那块蓝色手帕取下来抓在手里，不停地擦眼泪。

那以后的几十年间，只要看见蓝色的东西，我就想到了外婆。想到外婆，就想看一切蓝色东西。去年秋天，弟弟给外婆上坟，回来打电话给我说：“外婆的坟头，长了很多牵牛花，蓝色的，好看得很。”